2008/04/28

男人25歲前的忠告(轉)

1. 男人是社會的主體,不管你信或不信。所以男人應該有種責任感

2. 25歲之前,請記得,愛情通常是假的,或者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純潔和永遠。如果你過了25歲,那麼你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3. 吃飯7成飽最舒服。對待女友最多也請你保持在7成。

4. 30歲之前請愛惜自己的身體,前30年你找病,後30年病找你。如

果你過了30歲,你自然也會懂得這個道理。

5. 事業遠比愛情重要。如果說事業都不能永恆,那麼愛情只能算是曇花一現。

6. 不要輕易接受追求你的女孩。女追男隔層紗。如果你很容易就陷

進去,你會發現你會錯過很多東西,失去很多東西。

7. 請你相信,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如果你認為錢索王道,有錢

有女人,沒錢沒女人,那麼。女人不是問題。

8 . 請永遠積極向上。每個男人都有他可愛的地方,但是不可愛的地方只有不

積極面對生活

9. 不要連續2次讓同一個女人傷害。好馬不吃回頭草,是有他道理的。如果認

真考慮過該分手,那麼請不要做任何捨不得的行動。

10. 如果你和你前女友能做朋友,那麼你要問自己:為什麼?如果分手後還是

朋友,那麼只有2個可能:。你們當初都只是玩玩而已,沒付出彼此最真的感情。

或者:必定有個人是在默默的付出無怨無悔!

11. 永遠不要太相信女人在戀愛時的甜言蜜語。都說女人愛聽甜言蜜語,其實,

男人更喜歡。

12. 請不要為自己的相貌或者身高過分擔心和自卑。人是動物,但是區別於動物。

先天條件並不是阻擋你好好生活的藉口。人的心靈遠勝於相貌,請相信這點。如

果有人以相貌取人,那麼你也沒必要太在意。因為他從某種意義來講,只是只動

物。你會跟動物慪氣嗎?

13. 失戀時,只有2種可能,要麼你愛她她不愛你,或者相反。那麼,當你愛的人

不再愛你,或者從來沒愛過你時。你沒有遺憾,因為你失去的只是一個不愛你的人。

14. 請不要欺騙善良的女孩。這個世界上,善良的女孩太少

15. 不能偏激的認為金錢萬能,至少,金錢治不好愛滋病。

16. 請一定要有自信。你就是一道風景,沒必要在別人風景裏面仰視

17. 受到再大的打擊,只要生命還在,請相信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

18. 愛情永遠不可能是天平。你想在愛情裏幸福就要捨得傷心。

19. 如果你喜歡一個認為別人應該對她好的mm,請儘早放棄。沒有人是應該對一個

人好的。如果她不明白這個道理,也就是她根本不懂得珍惜。

20. 不要因為寂寞而找gf,寂寞男人請要學會品味寂寞。請記住:即使寂寞,遠方

黑暗的夜空下,一定有人和你一樣,寂寞的人不同,仰望的星空卻是唯一。

21. 任何事沒有永遠。也別問怎樣才能永遠。生活有很多無奈。請儘量充實自己,

充實生活。請善待生活。

2008/04/23

午後

抱著《童年往事》的劇本慢慢地啃著,一直在思考為何侯孝賢能拍出那麼抒情的電影。其實,事實的中心不在於這。

午飯後去新圖書館看場景,殊不知學校的圖書館可以那麼豪華的。說是最重要的是藏書量,但最起碼外形也要過的去吧?整個工程是那麼龐大,北大圖書館是亞洲最大,而這個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想說的不是什麼大或者小的問題,更加不是華麗還是堂皇。

記得一年前看《紅色沙漠》的時候還是不能夠理解安東尼奧尼的良苦用心,而今日我終於明白了,人類在創造文明的過程就是在是一個摧殘自己生存環境的過程。走著走著,我陪著自己的視線,盼著自己的思考,前面有綠色,有高樓,任憑工程隊的人在一旁講解,我的心早已在鏡頭裏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看到新奇的東西總是有一種想用膠片拍下來的衝動,不僅僅如此,總是更加想告訴她我有了心的發現,如此美妙。很多次都是這個衝動,而我在抑制自己,不知謂何。

終於我忍不住拿起手機寫了短信給她,內容大抵如此“我在看場景,這圖書館設計的太好了,我開始佩服陳瑞憲了,儘管自己不是讀建築的。”事實上很想告訴她每每遇上可貴的事物第一個總會想到她,但是有些事情直白總是不會很好。

上一次忍不住寫信是看到蔡楚生《漁光曲》,那種悲天憫人的情懷總是會讓人感動,而人感動時總是第一個想到自己心目中最可貴的人

關於悲天憫人,侯孝賢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導演,她複我短訊時說“不要盲目崇拜”,哈哈,仰慕總可以吧?其實,我本身就很少去崇拜什麼的。

我不喜歡草草了事,就像電影,自己愛上的東西從不會三天熱度,我始終堅信人要對自己的信仰負責。而我更加知道,有些東西應經成了永恆,只是在我內心裏。

午後散步會想念一個人!上次很想她卻不敢告訴她,真愚笨,而這一切只讓自己知道,最好自己也未發覺。

這是午後最佳時光,會讓人有著難言的思念,我的小妮!

2008/04/22

同Eric一起申請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資助亞洲青年導演計劃紀錄片原文

張 標是一個高考落榜生,高考了幾次都未能如願,而中國這樣的青年多如牛毛,他們抱怨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更加抱怨自己的學識無用武之地。但最終不得不向現實低 頭,走入了一所專科學校讀書,而張標讀書期間從來不在學校,多半是在外面打工,終日過著遊蕩的生活,其實社會上不乏這種年輕人,張標有一批朋友也是如此, 只是他們還正在遭受高考的洗禮,未曾考慮結果,雖然明知自己壓力很大。

張 標朋友很多,有些已經輟學和他一起闖蕩,其中不乏傳奇色彩。有一同學上大專中學退學,原因很現實:現在的中國社會已不同往日,大專學歷已經毫無用處,與其 浪費三年上大專的時間倒不如早點去接受社會現實的洗禮,或許能創出一番天地。但是這一切浪費了家人的一番苦心,成為了四處遊蕩而又很少回家,甚至無從回 家、不敢歸家的孩子。

人人都稱張標為標哥,當然他要有做大哥的氣概了。無業的朋友多了無形中也增加了標哥的負擔,因為他們總是寄生于張標之下,無所事事。但是這一切未能難倒張標,雖然有些狡詐但總還是會幫助這些朋友的,他總是會想:說不定這些人將來會為我所用。

標哥還有一朋友也是複讀很多年,事實上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人,北方人重義氣,願“為朋友兩肋插刀”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去年高考時替朋友考試被發現,結果又耽誤了一年的時間,今年的高考又將來臨,他會怎麼樣呢?

命運的捉弄和現實的促使使得標哥和他的朋友們僅僅抱在一起,其中又不乏風波。現實又將帶給他們什麼呢?

一般情況下,農村的孩子到20歲都是應該結婚生子的年齡了,張標的家人也都期盼著他能夠早點結婚,張標的父親已經給他找了一份工作在附近村莊的一所小學教書,張標卻不安於此,他覺得自己能力很高,應該在城市找到屬於自己的福地,當然也會逃避婚姻了,儘管他的家人們私下已經給他物色了好多個姑娘。

張 標從來不逃避性話題,他認為中國人幾千年來一個在性問題上壓抑著自己,中國人總是利用“傳統”來束縛女性,這個問題應該得到解放。在他看來,性是每個人必 須的生活,不是用來束縛女性、壓抑人的工具。他常常嘲笑中國人做愛喜歡關燈,那是一種裝純的行為。他提倡性行為無拘無束,不受任何限制。這些都只是因為他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生活,一直在憧憬著,也常常和他的朋友們聊這個話題,如果誰不配合他就立即說這人在裝純潔。他總是強調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裏的一句話“女人喜歡承受男人壓在自己身上的重量...”,在他的意識裏,性是女人最後的防線,只要越過這一關,女人就任由男人擺佈。還有,他喜歡看到女孩子就討論她們的胸部和屁股,他說這是女人最大的魅力。其實,他也在嘲笑著自己。

作為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張標很能吃苦,雖然沒有固定的居住地,但張標無論到何地都是朋友大把,張標常常以此為榮。雖然依舊貧窮,但張標總是那麼重義氣,總是那麼樂於幫助朋友。

每 個暑假是張標的繁忙季節,因為每每這個時候張標就要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幫民辦學校招生,只要招到學生他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提成,他覺得這樣的生意比做其他事都 要好,並且把這些看成為民辦教育做貢獻、幫助落榜生找到途徑上大學的正義行為。儘管他明明知道這等於毀了這些落榜生的前程;儘管他知道這些落榜生的家人抱 有很大的期望;儘管他知道這些落榜生的家對教育什麼都不懂。

張標曾有一朋友被張標招進民辦學校,他曾經也是有理想、有報復,後悔時卻無法奈何,感慨“你們這些給民辦學校招生的人才是拿別人的前途當作自己掙錢的工具!”。

張 標很喜歡逛菜市和超市,他常常說菜價能夠反映出國民經濟狀況和人民的生活水準,還說超市商品的價格更能夠反映出商品的供需關係,他告訴我們如果想成為富翁 就必須先瞭解這些。他在小城時每天早上起床就去逛菜市,菜市上買菜的老爺爺、老奶奶甚至年輕人知道他叫張標,偶爾還有人叫他標哥。張標曾給他讀大學的朋友 們說過要在他們大學畢業前成為一個百萬富翁,他的朋友們就笑著給他一個名字“張百萬”、更有人叫他“百萬哥”。可悲是有的朋友都面臨畢業,而張標到現在還 沒有成功,他笑稱自己對這個社會認識的還不是很透徹,終有一日會成為富翁。

張標一直在找機會去香港,在他看來香港是一個極度發達的地區,雖和中國大陸接壤但意識形態和社會文明程度一點都不同。而且,他更加認為只要能去香港就得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所以今年--2008他買到了一張沙田馬場的賽馬票,他劇的只要買到賽馬票就有可能辦理香港簽證。

所 以,他對這個社會有點仇視的色彩,對社會上發生的一些離奇的事情喜歡橫加指責,他總是認為自己的評論是那麼客觀,那麼有公理。不僅僅如此,事實上社會上像 張標這樣子的人太多了,而且每個人都有張標的一面。總言之,張標就是北方青年的綜合體!每個人都是張標,而每個人都害怕成為張標。

侯孝賢:悲天憫人的情懷(轉)

“侯孝賢基本是個抒情詩人……”, 朱天文是侯孝賢電影創作的長期合作者,她這樣評價侯孝賢和他的電影:“侯孝賢基本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說故事的人,他的電影的特質也在於此,是抒情的,而非敘事和戲劇。……吸引侯孝賢走進內容的東西,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畫面的魅力,他傾向於氣氛和個性,對說故事沒有興趣……”

侯孝賢曾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這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1983年,對於侯孝賢來說,是一個轉捩點。《風櫃來的人》獲得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影片獎,侯孝賢從此浮出海面,他的電影創作開始了嶄新的一頁,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拍完‘風櫃’之後,我對電影重新認識,我感覺那是另一種語言。”他擺脫了商業電影的路數,成為藝術電影作者,本文將論及的侯孝賢電影亦從《風櫃來的人》之後開始。 在創作之路上,侯孝賢逐步領悟:“不能永遠不知不覺地拍電影,前面可以不知而行,到後來必然應該知而後行。”他有自己的電影理念和追求,他執著于自己認定的“林中路” ,並且已經走出了一片“他的天空”。

成長經歷 · 社會轉型 · 歷史記憶——侯孝賢電影題材

正如美國電影理論家李·R·波布克在其著作《電影的元素》中所述:“儘管大多數導演仍然是製片廠雇傭來把各種的劇本拍成影片的技術人員,但是當代最有影響的電影藝術家卻是根據自己的哲學和興趣來攝製影片的……從總體來看,他們每個人在素材、主題的選擇上都顯示出某種一貫性。”在《悲情城市》(1989)之前,侯孝賢主要的五部電影作品《風櫃來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 《童年往事》(1985)、《戀戀風塵》(1986)、《尼羅河女兒》(1987),雖然表層的東西(主人公、情節等)不同,但是具備內在的一致性,即都是關於成長體驗、關於青春的題材,勾畫主人公的一段經歷及心路歷程。可稱之為“ALL THE YOUTHFUL DAYS”(注《風櫃來的人》英文譯名) MEMORY。這種成長“差不多經常是令人痛苦的,伴隨著處於青春期的主人公獲取關於他/ 她自身、關於罪惡本性或者關於世界的有價值的知識的經歷。那種知識伴隨著一種喪失天真感和疏離感,而且如果那知識從根本上具有某些永久效應,那麼這將必然導致性格和行為的變化;因為如果知識不能改變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話,就不會有學習—一種知識的獲得本身了。差不多每一次變化都導向與成人世界的適應性整合。”。 這五部影片題材的一致性第二方面則體現在它們均帶有濃厚的編導的自傳色彩,《童年往事》是侯孝賢本人在台灣南部的成長過程:1948年,不滿半歲的侯孝賢隨家人由廣東梅州遷居台灣花蓮。家人原想客居數年,不料因政治原因無法重歸故土,上一代人帶著深深的遺憾辭世,第二代人長于台灣。這樣的家庭背景無疑影響了他的創作,《童年往事》是成長經歷的真實寫照,影片籠罩著淡淡的卻揮之不去的鄉愁。《戀戀風塵》拍的是編劇吳念真的家庭背景,以他的一段經歷為藍圖;《冬冬的假期》則是編劇朱天文童年在鄉間的生活。 從《悲情城市》開始,歷史記憶成為侯孝賢電影題材的重要組成部分,《悲情城市》講述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逃臺之前,一系列政治歷史事件中,林氏家族所遭遇的風風雨雨;《戲夢人生》(1993)紀錄了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布袋戲藝術大師李天豢坎坷的一生;《海上花》(1998)則以十九世紀末的舊上海為題材。 我們注意到在他的前五部影片中,在追述個人的成長經歷的同時,也表現了台灣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換過程,但當時台灣的政治體制,像經濟問題引發的社會爭議:勞資雙方對立,城鄉失調,經濟犯罪;八十年代初政治衝突事件與社會運動造成緊張局勢等政治的敏感問題在影片中基本未涉及,因此,《悲情城市》對在台灣一直以來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的首次觸及,在題材上可以說是一大突破,《好男好女》( 1995)再度表現了“二·二八”事件。 侯孝賢影片題材最重要的一致性在於都是以“台灣”為題材,“為台灣人的生活、歷史及心境塑像。”(台灣著名影評人焦雄屏語)其新作《海上花》表面看來是以舊上海為題材,實質上仍然是寫台灣。讀《海上花列傳· 序》:“看官須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這海本來沒有什麼水,只有無數花朵,連枝帶葉,漂在海面上,又平均又綿軟,渾如錦繡一般,竟把海水都蓋住了……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疏,卻都是沒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衝擊起來,那花只得隨波逐流,聽其所止。”就是“台灣”這朵“無根之花”的生動寫照。同王家衛的《東邪西毒》以虛構的武俠故事來影射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可謂異曲同工之妙。

人文觀照 · 批判意識 ·歷史反思——侯孝賢電影的主題

在《悲情城市》之前的五部作品揭示了“都市與鄉村的對立”的主題,在對鄉村生活與景觀不遺餘力的讚美之中,滲透了對物欲橫流的都市物質與文化失調的批判意識。當然這種批判是間接和隱含的,主要是通過一系列城市與鄉村的醜陋/美好的二元對立的影像體現出來,同時這種批判是 溫和寬容的,而非犀利冷峻的。 六十至七十年代,台灣社會由農業向工業社會轉變,經濟起飛,台北、高雄等地逐漸發展為繁華的都市,也成為侯孝賢影片中年輕人為之心馳神往之地,他們背井離鄉到都市尋夢,但他們遭遇的往往是最初的夢想的幻滅,迷失在都市的車水馬龍和光怪陸離之中。在這種無所適從的空虛失落中,“鄉村”成了堅實的後盾——精神家園,疲憊的身心在這片凈土可以得到憩息,瀕臨絕望的靈魂在這兒終將獲得救贖。 在《風櫃來的人》(1983)中,漁村的一切是平靜、悠閒的,主人公阿清和同伴們成天無所事事,精力過剩便常打架生事:惡作劇、逃票看電影……;進入高雄的生活則忙碌而灰色,黃錦和鋌而走險,其女友成天求神拜佛;阿清他們在街頭被騙……在兩種生活的並列展現中,編導的傾向性不言自明。 《冬冬的假期》(1984)描畫了如詩如畫的田園風情,“一切景語皆情語”,導演對田園的欣賞盡在其中,而《尼羅河女兒》(1987)則是台北霓虹燈下泥沙俱下的流行文化:午夜牛郎、賭博……導演對不健康的都市文化的憂思寓于當中。 在這五部作品中,侯孝賢試圖探討社會轉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特別是年輕人的經歷與心態,從《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把“個人與時代”的主題推進了一個層次,“把個人的編年史與和民族的歷史交溶為一,從而更具個人特色的展示時代”(塔爾可夫斯基語)。其後的《戲夢人生》(1993)、《好男好女》(1995)都對“二·二八”這一歷史事件做了反思。 侯孝賢電影總是洋溢著人文關懷的溫情,這也是他的電影最動人之處。“人文觀照”貫穿在他的一系列影片當中,成為他的影片的最根本的東西,“人”永遠是他的影片所關注的焦點,對人的觀照總是先於政治歷史被置於首要地位。導演始終以溫厚、包容的態度和人文精神真誠的關注普通個體在社會歷史政治變遷中的命運,用藝術家特有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而非歷史學家或者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歷史政治。他的電影中隨處可見對平凡人生存處境的深刻洞察。 《悲情城市》涉及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時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日本無條件投降,日僑遣返,國民黨接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我們注意到,這些事件有的以畫外音(序場以廣播的畫外音來交代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來交代,有的通過人物對話引出(寬美與文清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對話),歷史事件相對而言成為背景。 影片關注的重點是林氏家族兄弟各人的命運,特別是作為老四的聾啞人林文清。在這個人物身上導演寄予了人道主義的關懷。文清因為與革命知識分子寬榮是好友,而得以接觸一些革命青年,但是由於身體上的缺陷,他與寬榮等人事實上無法真正融為一體,這在影片中有兩處暗示性的細節:一次是某天晚上,在某酒家,為先生接風的酒席上,席間,寬榮和他的朋友把酒話國事,慷慨激昂,文清不得要領,悄然離席,帶著一臉悵惘站在街邊一個烤肉攤前怔怔出神;另一次,在教員宿舍。寬榮和他的朋友在議論時局,沒有人注意到文清,他沉默地看著眾人,後來他去搖留聲機放音樂,與寬美興致盎然地筆談音樂和童年往事。當他第一次入獄被釋之後,為難友的革命精神所感,決意獻身革命,終因身體殘疾未能實現理想。但是,他再度被捕入獄,與寬美和小孩相依為命的三口之家終究生生被拆散。導演始終以人道主義情懷觀照著歷史車輪下每一個具體的平凡的象林文清這樣的小人物的命運,關注他的追求與掙扎,關注他的喜怒哀樂。 在深切的人文觀照中滲透導演對“二·二八”這段歷史的批判。影片用了較大的篇幅表現林文清出獄之後,為犧牲者的親屬送去遺物的情景,寫著:“你們要尊嚴的活著,父親雖死於獄中,但請相信,父親無罪。”的正氣凜然的遺書,孤兒寡母的悲痛欲絕,字幕打出的革命者的遺詩“生離祖國,死歸祖國,生死天命,無想無念”, 國民黨軍隊進山逮捕和屠殺寬榮等進步知識分子,連因身體殘疾無法參與革命的林文清在白色恐怖中尚且不能倖免,是導演對國民黨罪行的揭露和控訴,對死難者和革命者則是熱情的讚美和深切的同情。 他曾說:“我拍《悲情城市》並非要‘揭舊瘡疤’,而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明白自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必須面對自己和自己的歷史。電影並非只關注于‘二·二八’事件,但我認為有些事必須面對和解決。此事禁忌太久,更使我感到了拍攝的必要。”這段話說出了侯孝賢反思歷史的勇氣和決心,也體現了一個有良知的藝術家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 侯孝賢電影表達的對人對事的態度,即使在最黯淡的時期,也是熱情,樂觀和有希望的,對人總是充滿信心的,就象在《悲情城市》中,黑幫人物並未被塑造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革命知識青年也未刻意加以美化,在被遣返的日本女子靜子同寬榮兄妹的情誼中體現了這樣一種觀點:他們都是在一個艱難的時世中碰到一起的普通人,如果彼此之間有過什麼傷害的話,也只是為了求得生存,貫穿了導演的人道主義理想:人和人應該相愛,不應該互相殘殺,一部分人無權奴役另一部分人。

《悲情城市》與《戲夢人生》的核心主題是歷史如何侵犯了不涉政治的普通人的生活,《好男好女》則把90年代與40年代,兩個時代的年輕人的人生觀,價值觀進行對比,延續其對都市頹廢文化的批判和憂思的主題。 讓觀眾感覺和思想——侯孝賢電影的敘事 侯孝賢電影對畫外音(旁白、獨白)及字幕的大量使用,成為其電影敘事方面的一大特點;此外對電影中人物對白使用的語言 ,侯孝賢也往往作特殊的處理。其敘事結構是對台灣傳統的主流商業電影的敘事方式的徹底的反叛。

(一) 關於畫外音(旁白、獨白)及字幕的應用 在影片中,畫外音(旁白、獨白)常常被侯孝賢作為一個重要藝術手段,創造性的構思及應用來造成特殊的藝術效果,有時甚至成為構成整部影片的獨特結構與風格的主要元素。和香港的王家衛一樣,侯孝賢對畫外音(旁白、獨白)的使用有一種偏愛,在他的影片中廣泛地應用:《冬冬的假期》(1984)有冬冬寫信的畫外音,《童年往事》(1985)由阿孝咕的畫外音貫穿全片(由侯孝賢親自旁述),《戀戀風塵》(1986)有阿遠阿雲同弟弟的信箋往來的畫外音 ,《悲情城市》(1989)中寬美日記的畫外音分散于影片的各個段落,同時還有阿雪與寬美的信箋往來的畫外音 ,《戲夢人生》(1993)以李天祿的第一人稱旁述展開全片,《好男好女》(1995)由梁靜的獨白貫穿全片。 畫外音的使用賦予影片這樣的敘事基調:追溯往事,有很強的情緒感染力。《童年往事》阿孝咕的旁白似一位老友向你娓娓道來,親切、溫馨,增強了影片的親和力 在《好男好女》中女主人公梁靜的畫外音獨白與劇作融為一體,一方面整部影片的結構由梁靜的畫外音貫穿;另一方面影片的三個不同時空:梁靜的私人生活(現實時空);她主演的電影的戲劇生活(虛擬時空);她同死去的男友阿威曾經的生活(過去時空);通過畫外音實現交叉銜接。該片中畫外音不僅僅是女主人公複雜微妙的內心世界的外化,更重要的在於畫外音使三個時空得到巧妙縫合,時空轉換遊刃有餘。 除了畫外音之外,打字幕亦是侯孝賢電影敘事常用手段,在《悲情城市》與《海上花》中,字幕成為敘事的線索。《悲情城市》以在開始和結尾打字幕的方式交代影片的時代背景。影片的男主人公林文清被設計為聾啞人,他與其他人物的對話內容都打出字幕向觀眾說明,由於這樣的字幕大量地經常性在片中出現,無形中調整了影片的敘事節奏,別有一種從容之感。《海上花》人物出場及時空轉換是通過依次打出這樣的字幕:“地點/人名 ”來實現的,頗似古典章回小說。

(二)人物語言的特殊處理 侯孝賢電影敘事的一個獨特之處是對人物使用語言的處理。在他的電影中,方言對白大量使用,這是導演有意識的力圖加強影片的鄉土氣息,因為他認為“唯有從鄉土中長出來的東西,才能深深地打動人。” 在《海上花》中,侯孝賢特地將原著的國語對白改為上海話,以加強上海地方色彩。其代表作《悲情城市》同時使用了臺語、粵語、上海話、日語。這種處理符合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語言地位的變化成為影片中政局變遷的暗示:日本投降後,醫院的公事用語由日語改為國語。 尤值一提的是《悲情城市》中臺語的大量使用,這對導演來說是需要勇氣的,因為“ 在以前的台灣電影、電視裏,臺語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只在一些很低下階層的人物,很沒有水準的人物嘴裏講出來,一講就變成笑料,讓人取樂”(朱天文語)但是“真正的藝術總是冒著危險去推倒一切既有的偏見,而表現自己所想的東西。”(羅丹語)。《悲情城市》的“主要人物都用臺語,台灣本地人覺得很受尊重,把臺語這種語言一下子昇華得這麼高貴,讓感覺到了臺語的魅力,臺語的美。”(朱天文語)

(三)侯孝賢電影敘事結構與台灣主流商業電影敘事結構的比較分析 在考察侯孝賢電影敘事結構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他是如何編劇和結構他的影片的。 “從場面氣氛開始想起,拿這當種子去生長全片的骨幹枝葉,將是侯孝賢目前所喜歡的結構方式。”(《〈戀戀風塵〉——劇本及一部電影的開始到完成》)關於侯孝賢的編劇技巧,朱天文說:“我看出侯孝賢編劇時的一招,取片段。事件的來龍去脈象一條河,不能件件從頭說起,則抽刀斷水,取一瓢飲。侯孝賢說,擇取事件,最差的一種就是只為了介紹或說明,即使有,侯孝賢總要隱 病J 件被擇取的片斷,主要因為它本身存在的魅力,而非為了環扣或起承轉合。他取片斷時,象自始以來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經完全被浸透了,以致理直氣壯地認為他們根本無需向誰解釋,他的興趣就放在酣暢呈現這種浸染透了的片斷,忘其所以。”(引自《悲情城市》第21頁)同香港的王家衛一樣,侯孝賢亦喜即興創作。正是這種創作方式決定了其電影的敘事結構必然是對台灣主流商業電影的反叛。 台灣主流商業電影的敘事模式是在情節設計上必定要有起承轉合的各個階段:開端--- 衝突---發展---危機---高潮---結局,要有一個有頭有尾的完整的故事,結尾一定要設法使危機解決。而侯孝賢電影由他的“取其片斷”的編劇方式決定,基本無固定的故事框架,多數只是一個生活片斷/橫截面,沒有核心的戲劇衝突,無所謂開始和結局。 台灣主流商業電影通常是“一種與真實性或現實主義不完全相符的傳統化或程式化敘述 ”(弗萊語)製造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的大眾夢幻來滿足大眾的心理需求,最為典型的如瓊瑤小說改編的一系列言情片。侯孝賢電影以紀實性/寫實性取代夢幻性,將普通人的真實生活作近似自然主義的呈現,《戲夢人生》就是李天祿一生的電影化記錄,在這種記錄當中試圖讓觀眾感覺和思想。 台灣主流商業電影的人物關係和情節推進以因果關係為根據,封閉式迴圈發展。侯孝賢電影不以因果性來建構,尊重生活本身的偶然性,採用開放性結構,人物的命運和事件的結局不可預知。《童年往事》中父親在躺椅上溘然長逝,老祖母在地鋪上悄然離世,生命的凋謝如此突然卻又自然;《風櫃來的人》最後的畫面定格在阿清的臉上,他和他的朋友們前途如何,影片未給出答案,留給觀眾想像的空間。 台灣主流商業電影往往要製造二元對立的集中的戲劇衝突,以衝突的發展/高潮/解決作為影片的主要內容。侯孝賢電影則儘量淡化外在的戲劇性衝突,《風櫃來的人》及《悲情城市》中的打鬥等暴力性場面都以遠景拍攝或前景設置障礙物的方式輕描淡寫,他追求的是一種內在張力。他有這樣的闡述:“差不多在《童年往事》,就已經是這件事來了,我就可以看出背後是什麼東西,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除了表面的訊息之外。但是我故意不去……因為整個東西要靠的還是表面這個東西來襯後面,以前直覺很強的時候,能夠把表面的東西做出來,後面的擴散力也是非常強的。但是現在又故意不去注意後面的東西,其實後面的東西又一直在自動告訴你……“(引自《侯孝賢自白書》 遊正名)這種追求使他的電影表面看來平淡無奇,然而自有“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之意境。

正如伯納多·貝托魯奇所言:“一部電影並不單純是一個人的創作。”侯孝賢電影的劇本多數出自朱天文的手筆或由她與吳念真合作完成。朱天文的創作風格勿庸質疑影響到侯孝賢電影的風格。朱天文的創作著意追求“東方情調”,推崇“詩的境界”,她認為與西方的文學傳統不同,中國文學具有抒情傳統,其精髓和最高境界在“詩”。“詩的方式,不是以衝突,而是以反映與參差 對照,既不能用戲劇性的衝突來表現痛苦,結果也不能用悲劇最後的‘救贖’來化解。詩是以反映時空的無限流變,對照人在其中存在的事實卻也是稍縱即逝的事實,詩不以救贖化解,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嘆、沉思與默念。”(《悲情城市》吳念 朱天文)正是這種“詩的方式”,“ 綿綿嘆、沉思與默念”使侯孝賢電影具備了抒情/詩情特質,流動著淡淡的詩情。 “那些最激動人心的作品常常不僅描寫了殘酷的現實,而且同時也放射著詩情的光輝…… 一個作品沒有詩,幾乎就是沒有深刻內容的同義語。”(何其芳語)。

侯孝賢電影代表作 “《悲情城市》創作衝動最早就是來自於詩情。有一次,侯孝賢聽了一曲名為《港都夜雨》的音樂,這是一首改編自台灣老歌《悲情城市》的音樂,中間有一段薩克斯管的演奏,他聽了深為感動,覺得這音樂很能表現台灣人那分被壓抑的感情和本土文化的特質。”(朱天文語)於是,有了獲得金獅獎的偉大作品,蘇聯影協主席認為此片“這種象詩一般的氣氛,只有大天才方能做到。” 《悲情城市》是一部史詩般的作品,它對於政治歷史事件表現沒有從正面切入,不象中國的歷史片以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取勝,而追求以“情”動人:文清與寬美含蓄美麗、生死相許的愛情;文清與寬榮的友情;文清兄弟之間的手足情;寬榮兄妹與日本姑娘靜子的深情厚意……種種情感以詩化的方式加以渲染和傳達。比如寬美與文清兩心相許的那場戲,巧妙安排一首古典名曲《羅蕾萊》的抒情柔美旋律,畫面的光線很柔和,使兩個主人公看起來都很有光彩,寬美嫻靜如“花照水”,文清下筆如飛,興致勃勃比劃著,“真正的愛情能夠鼓舞人,喚醒一個人內心沉睡的力量和潛藏著的才能。”( 迦丘語),性格內向的文清在心上人面前變得非常健談。一個極為純美、明麗的段落,就是中國古典詩詞的“ 畫中有詩”的意境。 與中國三十年代的一部同樣是史詩性的作品《一江春水向東流》不同,寫悲劇,但是不刻意營造戲劇性激烈衝突,也不用順時性平鋪直敘,多數使用畫外音來回溯往事,而且侯孝賢與廖慶松創造性地使用了“氣韻剪輯法”:“即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清楚界限。你所看到的也許都是現在,但這個‘現在’裏包含了過去與未來,我們的觀念是把時空全模糊掉了,因它的‘情緒’而去轉換。我覺得那種感覺也許更接近感情本身,而我讓觀眾看到的也是情感本身,而不是所謂的電影的解說形式:中近景、特寫去釀造一個戲劇空間的張力。”(廖慶松《〈悲情城市〉創作談》)把過去與現在混在一起,以散點輻射開來的段落“ 綿綿嘆、沉思與默念”的方式來醞釀詩情,象清泉汩汩而出,營造出一種.“詩一般的氣氛”。 “詩一般的氣氛”與畫外音的使用和別具匠心的景物空鏡頭的設計密不可分。寬美的日記的畫外音,阿雪的書信畫外音,以女性特有的觸及生命本質的細緻和詩一樣的語言,與畫面形成聲畫對位或聲畫錯位,構成耐人尋味的“詩畫交融”的韻味。影片的景物空鏡頭拍得極為精緻:盛夏午後,天空中的濃雲淤積,一切呈現靜止狀態,基隆港海面波光粼粼;沉靜的山谷和港灣;冬日午後的港口,帆船、桅桿;這一系列台灣景觀的空鏡頭,構圖似中國古典潑墨山水畫,在影片中復沓如歌地呈現,以景寄情,導演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深沉情感寓于其中,給影片涂上了如詩如歌的抒情色彩。 在《悲情城市》中,場面的抒情色彩常常大於敘事功能。寬美到文清家中等待他,文清從山中回來,他向寬美描述與寬榮相見的情形,後來寬美埋著頭無聲啜泣,文清默默的坐在一邊,主題音樂進入,這個無聲的“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長鏡頭畫面傳達出種種複雜情緒:心上人劫後重逢的欣喜,為親人的傷感……讓觀眾不知不覺沉入這種情緒氛圍中,為之動容。

侯孝賢的其他電影亦是如此。以《風櫃來的人》的兩段為例。一個是談話場面:用的是全景長鏡頭。觀眾只能聽見阿清和他的朋友的對話,無法分辯說話人是哪一個。這個場面展示的是傍晚時分,伴著輕輕的濤聲,海邊的小屋,給人一種寧靜溫馨的氛圍。另一個是阿清和他的朋友在海邊嬉戲的場面,使用了升格鏡頭,鋼琴配樂緩緩加入,巨浪捲起飛天浪花,遠處是漁帆點點,年輕人盡情揮灑著快樂,這是走情緒的場面,只能用感覺去把握,情緒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 《戀戀風塵》中有這樣一段:失戀的阿遠獨自徘徊在海邊,山谷上空飄過一片雲,山後是大海……這段利用中國詩畫常見的“情景交融”,青春的創痛使天地仿佛也失去了顏色,內在情緒感染力很強。

“從感覺和直覺出發”——侯孝賢電影語言的特徵

侯孝賢電影的抒情特質與他對電影語言的自成體系的應用密不可分。“我們可以在導演中區別出兩種對待世界的基本態度。一種更多地從思維和概念出發(如愛森斯坦等)另一種則更多地從感覺和直覺出發(如卓別林等)。屬於前一類的導演,傾向於根據他們個人的看法來重現世界,因而把重點放在章法上,因為這是誘惑觀眾的主要手段,同時也是以一個多少概念化的形象世界來抓住觀眾,使之無法逃脫掌握的工具。屬於後一類的導演則相反地力求在現實世介面前隱藏起自己,讓他們想表達的意思在直接和客觀的表現中浮現出來,因而在他們的作品中,跟被表現的事物相比起來,章法佔次要地位,觀眾的自由也要大的多。在他們看來,吸引觀眾並不意味著俘虜觀眾,而他們所表現的景象更多的以強度而不以奇特性作為特徵。” 侯孝賢受《沈從文自傳》客觀而不誇大的敘述觀點的影響,找到了他喜歡的角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覺得我們平常看事情並沒辦法很進去的看,很進去那是因為你自己很主觀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就想用沈從文那種‘冷眼看生死’,但這其中又包含了最大的寬容與深沉的悲傷。從這個客觀的角度來拍,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傾向於此……”,顯然,侯孝賢屬於後一類導演。

2008/04/19

從“為西藏尋求最大公約數--期待民族的和解(梁文道)”中偶感

事實上,我一直都是一個很不關心政治問題,不喜歡共產黨做事風格的人。但是在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國家遇到的一些問題當中,讓我漸漸地認識到每個人都應該愛國,就像愛我們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人,自己一樣。雖然有些問題上我們的領導人做事不夠好,但是我們絕不希望,更加不允許他人傷害我們的國家,每個人國家的政府的根本出發點都是為了本國的國民能夠更好的生活,維護自己國家過敏的利益。

中國在發展,而這卻是西方國家不希望看到的結果。從八國聯軍到國內戰爭,這些都可以看得出,恕不評論現在共產黨的政績。為什麼國內戰爭美國強力支持蔣介石(而他實施的是法西斯統治),這一切恐怕不能不和利益扯上關係吧,就像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一樣,美國看到的只是利益,而希望國家甘願做美國的附庸物。這是何等的可笑,自己強大了卻不願看到別人也強大...

而為什麼沒有哪個國家敢指責美國污染了全球環境乃至生態呢?

計劃生育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這點誰都不能否認,每個人都有出生的權利。西方國家鼓勵生育是因為他們的出生率遠遠大於死亡率,如果他們的情況亦和我們國家近似,他們的政府會怎麼做呢?還有,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政府能把13億(實際上又何止13億)人口管理的那麼好,如果是西方的政治體系的話,我們國家真的會垮臺,或者說還是西方的殖民地(有點誇張,但...)。

從蔣介石離開大陸去臺灣的那天,中國大陸就是一個爛攤子。我們國人的教育水準是不夠高,菜得以成為世界工廠,而這點亦使西方國家懼怕。每個人都怕自己所需的東西被他人所操控!

西方國家,你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相信我們國家終會排除萬難,走向強盛,還會像唐朝那麼強盛的。我不是激進者,不過是一個愛拯救國家的人。

我不愛黨,但永遠愛我們的國家!